何惠(化名)是一位聪慧、面容姣好的年轻女性，今年36岁，结婚10年，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因为长达8年的抑郁而被丈夫章明(化名)送来接受心理咨询。

　　当她D一次来到心理咨询室，她非常悲伤、无力，苍白而拘束，身体缩成一小团，看上去既僵硬又冷漠。在咨询前填来访登记表和咨询保密协议的时，她无法或不愿意独立完成，需要依赖丈夫从旁协助和指导，似乎她所有的能量都耗尽了，难以与外界进行正常的互动。

　　在咨询中，她总是采用一种自我保护的姿势，双臂抱于胸前，整个人缩在沙发一角。她大部分时间在哭，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她生活的一些事情。她重复地表达她对改善自己的状况不存希望，她不能信任任何人。她常常整夜整夜的失眠，为了能睡着，会吃一些安眠药物，但现在好像药越来越无效了。这加深了她的绝望感。

　　目前她还是在继续工作，做一家医院的后勤人员。客观的来说，她很胜任这份工作。然而，从她的主观来说，她觉得自己力不从心，低估了自己的工作的价值，并经常想辞职。但她的同事和先生经常劝她继续工作，她的工作才能持续。同时，因为难以保证把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工作，她常为此感到自卑自责和罪恶感。

　　尽管从客观上她比较漂亮，也有能力，但不管怎样，她的自尊总是处于波动状态。她有时会感受到适度的自我价值，但是，随之而来的常常是具有破坏性的自我厌恶，并伴随着强烈的罪恶感。她甚至会用自残，比如打、揪和割伤自己，来摧残自己。这主要是用来掩盖和抑制她的自我厌恶背后的被遗弃感和焦虑。这种感觉有时候严重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她只想通过意识的消解惑者死亡(自杀)来找到一丝平静和解脱。

　　在这次咨询中了解了一些她早年时代和原生家庭的情况，因为只有一小时的咨询时间，了解了部分情况，具体的细节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因此，在这里只能透露一点点：她是独生子女，家庭条件不错，爸爸是一家公司的经理，是一个成就取向的、非常理性的人，妈妈有着抑郁的人格结构，在怀孕期间遭遇丈夫出轨，出现产后抑郁，并在怀孕期间产生过不想要这个小孩(何惠)的想法。

　　这个出轨事件给她的妈妈带来了非常深的创伤体验，破坏了她对自己作为女性的自信和对生活的信心，所以她也无法传递给女儿一种正确对待自己和积极对待世界的态度和价值观。相反，女儿一直体验到的是被抛弃感，是作为女性的自卑，是存在的焦虑。

　　何惠与爸爸的关系相对好一些，爸爸很看重她的未来，对这个女儿有很高的期待，经常会嘉奖她，但同时也对她有很高的要求。因此，这种互动并不足以增强何惠的自我价值感。对于妻女的抑郁状况，何惠的父亲不能或不愿去理解造成她们持续深度抑郁的原因，他也不能对此表现出共情。他相信，意志力能够战胜一切，想开点就没有事儿了。

　　何惠的丈夫跟她的父亲持相似的态度，他很难理解妻子的抑郁状态，认为这是因为她被宠坏了，或是恶意造成的，觉得妻子意志薄弱，觉得抑郁是无能的表现，而不能理解她的抑郁是由于她早年依恋创伤导致的，而这个伤口不断地被撕开。他深信意识的意志和修炼能够为他妻子的生活带来一些秩序。丈夫的态度和指责让何慧的自卑感和罪恶感加重，她觉得自己太脆弱，拖累了家人，给别人带来麻烦，陷入更深的抑郁中。

　　因此，在咨询蕞后10分钟，我就何惠的情况与她的丈夫章明进行简单的沟通，让家属对抑郁症多一些了解，对妻子内心强烈的被抛弃感和恐惧感表达共情，允许她表露出痛苦、悲伤、愤怒等情绪;不要试着去改变她、教育她;让妻子感受到：无论我是好的，是坏的，是优琇的，还是糟糕的，都是被爱的。(相关阅读推荐：《如何对待身边的抑郁症患者》)

　　正如很多自我价值感严重受损的来访者一样，在讨论咨询计划时，何惠从来没有说她是否对咨询抱有怎样的期待，也没有说她是否能够再次咨询。她不相信她能够得到改善，也就是说，她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以至于她看不到任何希望。我没有就这方面的细节和她辩论，只是向她解释，只要她能给自己、给我一个机会，共同工作一段时间，她就能够得到发展，改善就有可能。(备注：第二次咨询她如约而至，并坚持做了2个疗程，直到她早年的伤口得到疗愈，自我得到重建，能够更好的面对自己和外界环境。)　

　　广州心理咨询提醒：长期的较重的抑郁，是由早年与父母的依恋关系造成的，尤其是母婴关系。母亲和婴儿之间无法形成亲密感，婴儿在母婴互动中极少有愉悦的感受，这是抑郁症形成的根源土壤。后天可能由于感情失利、工作受挫等诱因陷入抑郁，也可能没有任何外在原因，内在就是长期感受到痛苦煎熬。而一个母婴关系较为健康愉悦的人，或许也会遭受同样的外在挫折，也会失落痛苦，但却不会持续的陷入抑郁。